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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为例,寻求中国内地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内地新闻 时间:2018-05-17 浏览:
虽然廉政公署是香港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民众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为香港廉政公署。视觉中国 图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而如何抑制和减少腐败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世界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能够

以香港为例,寻求中国内地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虽然廉政公署是香港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民众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为香港廉政公署。视觉中国 图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而如何抑制和减少腐败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世界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能够成功抑制腐败并成为清廉社会的可谓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廉政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和长期的任务。
各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的内容与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实践表明,成功的腐败治理往往包括一些基本要素,例如强有力的改革者、推行改革所需要的种种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氛围。强有力的改革者与资源的整合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而要培育廉洁的社会氛围往往难度更大,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如果我们把前两项要素看作是反腐败的硬件的话,那么最后一项要素则是治理腐败所需要的软件。只有硬件与软件同时兼备才能够达到最佳治理效果。
从各国的实践看,许多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改革往往不缺乏领导者和物质资源,但往往缺乏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以及廉洁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因此腐败治理的成效不能持久。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社会反腐”的概念及基本内涵,并探讨其对廉政治理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5年在香港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该调查主要考察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香港民众对腐败定义的认知,对腐败的容忍度,以及举报腐败的意愿,共回收1025份有效问卷。本次调查的结果以及社会反腐在香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实证基础。
一、治理腐败为什么需要社会参与?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大到高官滥权,小到学校中班干部贿选,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如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经济发展,吞噬公共资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人人都听闻过腐败事端,甚至有不少人亲身经历过,相形之下,反腐败却常常被认为是政府的事,使之成为反腐机构的“独角戏”。在过去的研究中,政府往往被视为打击腐败的主力军,社会的贡献则很少被提及。
有别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社会反腐”。社会反腐是指依靠民众的力量和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来有效遏制腐败。具体而言,社会反腐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大众对腐败的认知,进而落实到反腐败的行动意愿。社会反腐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以行动支持政府的反腐败改革,以及举报贪污等。
治理腐败为什么需要社会参与?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参与有助于提升反腐败效能。中国内地当下的反腐败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果,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的“打虎”、“拍蝇”和“猎狐”更是成绩斐然。虽然反腐败已经走出“运动式反腐”的怪圈,但腐败治理仍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反腐败的社会参与度并不高,老百姓大多是旁观者和信息接收者。
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民众对腐败的危害认识不足或感到司空见惯,因而对腐败的容忍度较高。二是对民众参与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与保护,使得社会参与的意愿不高。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和运作的透明度也不够。如上不利因素,增加了民众参与反腐败的阻力。
社会反腐的缺失使得反腐败无法在更广阔的层面展开。仅凭自上而下推行,反腐败难以落实到社会层面,无法实现其最大效能。
其二,社会参与能增强老百姓对反腐成效的获得感。“获得感”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亿万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是廉政治理的新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获得感可以通过数据更加直观地体现,来自《求是》杂志2017年一篇文章中的数据显示,2016年民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高达92.9%,比2012年的75%提高了17.9个百分点,民众的心理“获得感”不断增强。与以往单纯的政府提供反腐服务、民众享受反腐成果不同,社会反腐鼓励民众直接参与反腐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反腐的主体,比起旁观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身份,更能提升“获得感”。
其三,社会参与更有利于根治腐败,构建长治久安的清廉社会。社会参与对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当下中国内地来说,自上而下的反腐高压态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反腐败仅仅自上而下进行还远远不够,需要引入社会的力量。这对反腐败的可持续性和寻找未来的突破点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社会反腐,尤其是民众对腐败的零容忍,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使腐败行为成为众矢之的,使腐败分子无处藏匿,从而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
二、如何构建社会反腐?
鉴于社会反腐在反腐败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学者们也在探讨测量社会反腐的指标体系。例如,美国政治学者阿诺德海顿希默(Arnold J. Heidenheimer)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黑白灰”三色腐败分类法。
他认为,“黑色腐败”是指那些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腐败并需要予以处罚的行为,“灰色腐败”是只被一部分人认为是腐败并需要予以处罚的行为,而“白色腐败”则是那些虽为不当却被普遍认为是可接受的行为。三种行为会有不同的结果:虽然黑色腐败会得到抑制,灰色和白色腐败却会因为得到人们的宽容而在社会中蔓延滋生。
我们认为,构建社会反腐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对腐败应有清晰的认知。也就是说,民众应知道什么是腐败,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为什么是有害的,又是如何危及社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的。对腐败的认知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尺度,是决定民众能否参与反腐治理的前提。只有在民众普遍意识到腐败是阻碍制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顽疾时,他们才会投身于廉政治理。
第二,社会反腐体现在民众对腐败的低容忍度。即便是认识到了腐败及其危害,人们在面对腐败时仍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少人支持严格执法去制止腐败,并且他们本身也能自觉抵制腐败,但也有些人对腐败抱有容忍和谅解的态度,比如我们常听到的“腐败难免论”。
了解民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及他们抵制腐败的意愿,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反腐败及廉政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民众对这些工作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同时,对腐败的容忍度也预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腐败风险。人们对腐败行为的唾弃将使得它难以有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反之,如果民众对腐败行为施以宽容,听之任之,就可能造成它们的进一步蔓延。因此,为了提高反腐败的成效,就必须尽可能降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
第三,即使意识到腐败的危害并且持有低容忍度,民众是否能把认知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仍是一个问题。也即,民众对腐败是否会做出积极反应,主动举报腐败。举报意愿是民众对腐败认知与低容忍度的升华。从效果来看,民众举报腐败的意愿越高,那么,潜在腐败交易被发现的概率也越高,腐败交易面临的惩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民众举报意愿的高低决定了廉政治理能力的高低。
三、香港反腐经验中的“社会治理”